2020年全國兩會關于艾滋病的就業問題提案解讀

2020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29日表決通過了關于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時間的決定。根據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開。那么全國兩會有哪些熱點提案呢，一起來了解最近幾年全國兩會關于艾滋病的就業問題提案解讀，內容僅供參考，具體政策內容以官方發布為準。

全國兩會關于艾滋病的就業問題提案解讀

病死率下降 感染率緩升

“2010年我國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是我國首次報告發現艾滋病的30周年。

1985年，我國首例艾滋病病例來自于美籍阿根廷人，他在入住北京協和醫院三天后便死亡。當時，醫學界對艾滋病毒的恐慌來自于未知。

1999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醫生桂希恩聽聞“怪病”走進河南文樓村，發現大規模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后，向北京匯報。一時，感染者的慘狀令國人驚恐。

至今，文樓村第一批感染者郭秀（化名）還記得，2003年那年，村里一天死了7個人，“全村都是辦喪事的嗩吶聲。”

上世紀90年代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大眾眼中艾滋病幾乎與死亡畫上了絕對等號。

直到現在，每年艾滋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的變化，都會成為媒體和大眾關注的數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黨委書記韓孟杰，在一次訪談時表示，我國艾滋病現存活感染人數已超過57萬。“2010年我國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病死率的下降和感染率上升緩慢，與國家對重點區域的防控部署密不可分。

2004年，國家“四免一關懷”的政策實施，對艾滋病篩查、抗病毒治療、母嬰阻斷、艾滋病遺孤的義務教育實現免費，艾滋病家庭納入社會救濟。2005年-2007年，中央政府直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經費達26億元。

感染者的“三就”難題

“沒有哪個醫院或單位會承認他恐懼或歧視這個群體，但拒絕就是那么實際地橫在生活里。”

從數據上看，中國已將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將57萬個病例具象為艾滋病群體乃至細化到每一個個體時，他們所面臨的就醫、就業、就學的權利保障令人擔憂。

2013年1月，小吉在大連醫治肛瘺過程中獲知他感染HIV病毒，大連和沈陽的4家醫院，均以“沒有消毒設備”、“不具備手術條件”等各種理由將其拒之門外，“有的醫生直接說‘沒有理由，你趕緊走吧’。”

最終，小吉借助公益團體的幫助，在以感染、傳染病為重點學科的北京佑安醫院完成手術。但半年后，因公司在例行體檢中發現其感染者身份，小吉丟了工作。

接連的遭遇，讓小吉感受到HIV感染者就醫、就業難以保障的現實，“沒有哪個醫院或單位會承認他恐懼或歧視這個群體，但拒絕就是那么實際地橫在生活里。”

北京佑安醫院副主任醫師、艾滋病防治專家張可認為“拒診”就是歧視的表現，同時他也指出，這與醫療體制有關，“中國特有的傳染病醫院模式，讓很多綜合性醫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地推給這里（傳染病專科醫院）。”

近幾年，艾滋病感染者就醫、就業遭拒的個案頻繁出現在媒體上。

早在2009年，聯合國艾滋病計劃署曾在中國對20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開展調查，因為艾滋病，其中超12%的感染者曾被拒診，14.8%的感染者被拒絕雇傭或失業。

而事實上，對艾滋病患者就業、就醫、就學權利的保障并非無法可依，2006年3月1日實施的《艾滋病防治條例》明確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有律師指出，細化侵權行為和提供法律援助渠道，或許是保障艾滋病患者權益的最后一道防線。

感染群體面臨“污名化”

艾滋病的傳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為。

近10年中，隨著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由血液傳播轉變為性傳播后，防艾針對的感染人群從靜脈注射的吸毒者轉化為高危性行為群體。

對于衛生部門，分析感染人群和傳播行為是制定防控規劃的必要手段。但有時，一些“斷章取義”的發布，也致使大眾形成對“某類人群是艾滋病主要傳播群體”的刻板印象。

陳子煌是中國同志網絡社區淡藍網公益團隊的負責人，曾帶領團隊進社區宣傳防艾，“不少人一提到艾滋病，等號的另一端就指向了同性戀，問及一些群眾同性戀和艾滋病的關系時，很多人回答我艾滋病就是同性戀帶來的，但對于同性戀為何會感染艾滋病，沒人能說清楚。”

陳子煌拿出的數據：在艾滋病感染的新增病例中，94%以上是通過性傳播感染的。

“有的專家特意強調，這些通過性傳播而新增病例中的24%是同性傳播造成的，可這也說明剩下的76%的感染仍是由異性性行為造成。”陳子煌強調，艾滋病的傳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為，“不管何種性取向，只要存在不安全性行為，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就會增加。”

作為公益團隊負責人，陳子煌也配合北京疾控中心，組織志愿者在淡藍網設于北京的4個檢測點，為男同性戀群體免費進行快速艾滋病檢測。

陳子煌擔心，過度強調同性戀與艾滋病的聯系，對兩個群體“污名化”，可能會導致中國原本就處于“隱形”狀態的同性戀群體，因擔心暴露雙重身份，從而抗拒篩查HIV，“這反而不利于防控。”

前述聯合國艾滋病計劃署的調查顯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大的恐懼是其感染身份被暴露。3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感染情況曾被他人未經其允許透露出去。

“年輕化”下的防治困境

“主動監測感染人群的生活，造成隱私泄露，甚至精神恐懼，都不利于防治。”

從去年開始，艾滋病感染群體年輕化的趨勢成為大眾關注的新焦點。

11月25日，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給出一組數據。

1月到10月，全國15至24歲，有1.4萬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與去年同期相比，感染的青少年人數比去年增長了10%左右。

吳尊友分析，“十一五”期間，中國的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病毒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凈增長率為20%。而18歲-22歲在大學期間的感染率高達65%。

與吳尊友同樣關注青少年艾滋病感染疫情的，還有如今已79歲的桂希恩。

“我的兩名艾滋病學生患者已經去世，一名死于淋巴瘤，一名死于直腸癌，都是只有二三十歲的年齡，這絕不是正常死亡。還有幾人面臨腫瘤轉移”。11月，在接受長江日報采訪時，桂希恩不無惋惜。

在大眾認識中，青少年學生知識來源豐富，操作網絡熟練，相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更易獲得防艾信息，為何“艾滋病中招率”還會如此高？

桂希恩認為，大學生不缺少知識，而是“知行分離”。

一份來自廣州的調查顯示印證了桂希恩的說法，大學男生購買性服務的情況在近些年有所增加，有的男生在購買性服務過程中，并未采取安全措施。另有專家分析，高校學生感染的原因與大學生性觀念開放有關，除此之外，高校性教育滯后，防艾資源還沒有形成整合進入高校。

，國家衛生計生委、教育部要求各地建立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并在46所高校啟動了高校艾滋病防控綜合試點工作，在11所高校重點開展專項強化干預活動。

對此，張可提醒社會能理性看待大學生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在干預時注重保護學生隱私，“有的校園內提出抵制同性性行為的口號，主動監測感染人群的生活，造成隱私泄露，甚至精神恐懼，都不利于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