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放言錄讀后感

　　改革：唯一和正確的歷史抉擇——讀《改革放言錄》有感
　　
　　文/傅建芬
　　
　　《改革放言錄》是一部關于改革思考者和親歷者歷史言行的真實記錄，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建言獻策的真實心聲。該書作者，中國共產原胡耀邦之子、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胡德。書中匯集了胡德從1984年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關于中國改革問題的80余篇文章、講話、部分書信等，是其多年來對中國改革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理性思考和建議的集中呈現。該書的出版，是對黨的十八大發出的深化改革開放新的動員令的積極回應，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新一輪改革的壯麗征程即將開啟的當下，也為社會各界尤其是領導干部凝聚改革共識提供了一份生動的素材和歷史素材。
　　
　　有的放矢——以自由為“靶心”為改革“放言”
　　
　　“整理《改革放言錄》這本書，我的基本態度就是有的放矢。放言，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放箭要對準靶子。”關于放言，胡德的解釋是：“放言，不是虛言，不是謊言，不是謗言，而是沒有恐懼感的暢所欲言。”譬如，《皇帝的新衣》中，那個小男孩說皇帝什么衣服也沒穿。這就是放言。譬如，科學奠基人宣稱，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并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一種可恥行為。這也是一種放言。
　　
　　自由，是他在《改革放言錄》中的第一個“靶子”。該書開篇即為1984年的成名作《為自由鳴炮》。黨的十八大報告，第一次給“自由”以科學定位，把“自由”納入了范疇，強調“倡導自由、等、公正、法治”，體現了我們黨對性質和內涵與時俱進的科學把握。現在看來，《為自由鳴炮》對“自由”的闡述，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還是片面，有些書生氣”，但在1984年的社會語境下，仍有開風氣之先之意。
　　
　　該文強調的自由有兩個著眼點，一是關注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的解放，即人的自由；二是關注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即經濟的自由，在論述中尤以后者為重。文章指出：“在我們黨以十年內亂的慘重代價換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巨大補償的今天，在我國人民正投身于城鄉體制改革的現在，我們鄭重研究、密切關注勞動實踐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自由，充分依靠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理所當然成為首要之事、當務之急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將討論通過城市企業改革的決議，可以概括兩點決議精神：其一，中國的經濟體制將是賦予企業以充分活力的體制。其二，中國的計劃經濟，將是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經濟。”
　　
　　“賦予企業以充分活力”“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這些觀點，已觸及市場經濟的基本范疇，因為就經濟體制而言，改革就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意味著要給予市場和市場主體以更大自由。從這一點來看，《改革放言錄》中關于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的思考和探索，有助于我們全面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正確理解和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人民富裕——中國未來改革開放的目標
　　
　　改革開放35年間，中國從貧窮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利益分化和社會矛盾反而逐漸加劇。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為什么經濟蛋糕做大了，卻沒能消解民眾的怨氣？對此，該書作者的看法是，經濟發展水是提升了，但分配是否公？老百姓生活水是提高了，但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也崛起了。因此，民眾的怨氣可以理解。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把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群眾的關切和呼聲結合起來。
　　
　　民富應成為中國未來改革開放的目標。書中提出的這一觀點，非常值得關注和探討。作者認為，“富民”或者“民富”而不僅僅是“國富”，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市場經濟的奠基性理論著作，集中論證了“民富”原理。然而，一百多年前，嚴復卻將該書譯為《國富論》，此種譯法可以看作是代中國飽受列強侵略，人民盼望國家富強的心理投射。
　　
　　應該說，期盼國家富強不僅反映了我們的先人們不懈奮斗追求的夙愿，也是今天中國人的理想。我們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是，必須認識到，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 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我們強調國家富強，歸根結底還是為了人民幸福，為了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惠及全體人民，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從中國的現實來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以獨立自主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別是改革開放35年間，國家經濟實力大大提升，人民整體生活水全面改善，但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與GDP增長仍有很大落差，國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50%以下，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因此，把改革開放的重點放在民富上，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既是時代要求，也是群眾所盼。
　　
　　執政擔當——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
　　
　　“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是作者對改革最想說的一句話。他認為，當前全黨、全國人民都在思考中國共產黨在新階段改革中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我們要追求“有效率、繁榮、改革發展的局面”，絕不能減弱我們黨的領導和責任，不能減弱我們黨對全國人民的承諾。
　　
　　一位企業家說，中國最大的“信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負有“信托責任”。對此，作者持贊成態度。他說，“人民群眾把自己、未來交給執政黨，黨就要對人民和民族的命運負責。既要深化改革，又要兌現既往對人民的承諾。”這兩者完全同步，確實很難，但是仍要不斷地去落實，這是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責任。打個比方，雖然我們黨沒有和人民直接“訂合同”，但是對人民的承諾不能有絲毫動搖。比如，原來實行退休制度，現在搞社保制度，社保的錢從哪里來？能否可持續？現在看來，還有不小的缺口。只有讓社會實現“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兌現對人民的承諾，讓人民沒有后顧之憂，改革的潮流才不可阻擋。
　　
　　“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松勁退千尋”。領導改革開放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絕不能僵化、故步自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吹響新一輪大規模改革的“號角”，各級領導干部必須以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堅定不移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改革放言錄》，能夠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亦是借改革之東風，相信該書一定能為領導干部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大力推動改革進程提供動力資源和借鑒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