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減負：艱難中前行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四部門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對一些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有安全隱患、無證無照、‘應試’傾向、超綱教學”等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六類突出問題，聯手排查、全面治理。

中小學減負，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熱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問題。

從以前老百姓關注的學生“課業負擔”到如今的“課外負擔”，一字之差，折射出“減負”這個老大難問題已呈現出新的特點，也引發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的持續關注。

減負，歷史回顧

學生減負問題由來已久。

據不完全統計，自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以來，國家層面以專門文件方式發布的“減負令”就有10道，若將附帶在其他工作的文件計算在內，已出臺的“減負令”多達50多道。如果將地方出臺的“減負令”算進來，過去60余年，我國出臺的學生“減負令”多達上百道。

其實，過去60多年的學生減負實踐，記錄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也折射出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社會、家庭對于教育的不同訴求，以及因時而異的社會價值觀。

梳理國家層面以專門文件方式發布的10道“減負令”，記者發現，每一道“減負令”所對應的“癥狀”，都是因片面追求升學率所導致的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稍微不同的是，不同時期學生課業負擔的程度與社會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形式和程度各異。

有學者曾用“三超五多”來描述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狀況，就是“超綱、超量、超時”和“資料多、考試多、競賽多、補多、作業多”。

過去60多年，圍繞什么樣的課業負擔才算過重，社會各方一直在爭論。但是，回顧過去60余年圍繞學生減負所展開的歷次爭論，不難發現，對于學生減負，社會所形成的一個普遍共識是，如果課業負擔影響了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增加了學生的心理負擔，使學生的興趣愛好、自信心受損，那么，這樣的學習負擔就超出了學生的承受力，屬于負擔過重。

毫無疑問，學生學業負擔的這種界定，對于當時聚焦問題和尋找“病灶”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每一次爭論過后留下的“遺產”，就是相關部門出臺的與當時爭論的焦點問題相對應的“減負令”。

根據1955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當時的“減負令”出臺背景，就是針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指示》要求各地有效解決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并提出解決學生負擔過重的基本辦法，就是改善教材、提高教師水、改進學校領導。

當時的教育部根據《指示》的精神，于當年9月2日又頒布了《關于小學課外活動的規定的通知》，對課外活動的內容時間和實施細則進行了明確規定。這份指導中小學課外活動的文件，引導和促進了課外活動的開展。這意味著縮短學生學習時間、把學生從排得滿滿當當的學科知識學習中解放出來，成了當時減輕學生學業負擔的一條重要途徑。

這種治理思路也頻繁出現在此后的學生“減負令”中。只是與21世紀以來的減負不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減負對象不僅包括中小學，還涵蓋了大中專學校。比如，1960年5月15日發布的《關于保證學生、教師身體健康和勞逸結合的指示》就明確要求，學生每天的學習時間（包括自和勞動時間在內），高校不得超過9小時，中等學校不得超過8小時。

除了對學生每天學習時間做明確規定外，對于中小學階段頻繁而試題煩瑣古怪的考試，國家層面也曾給予過高度關注。例如，1964年5月發布的《關于克服中小學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育質量的報告》提出，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考試、考查是必要的，不要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或以煩瑣古怪的試題和種種清規戒律，去束縛學生。要堅決減少考試和測驗的科目和次數。在課業負擔減輕以后，適當開展學生課外科技、文娛、體育活動和課外閱讀的組織和指導。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高考制度的恢復，整個國家百廢待興，尤其是社會經歷了十年“文革”，人們對于知識空前渴求。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全國許多地方的學校或自行增加教學內容，或超越教學大綱、提高教學內容的難度，或大辦各類競爭、大興題海戰術。

針對當時社會反映強烈的這些問題，1988年5月國家發布的《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提出，要嚴格按照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頒發的教學計劃組織教學。各科教學要嚴格按照教學大綱進行，不得任意增加教學內容，額外提高教學要求。要按照教學計劃的規定量布置課外作業。要控制考試次數。要保證教學計劃規定的體育、文娛、科技、勞動和各種集體教育活動的時間。要保證學生課間、課后、節假日和寒暑假的休息時間。要控制各種競賽的次數。要熱情幫助后進學生。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社會對于學生課業負擔重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小學階段因作業過多導致睡眠不足上。從1990年、1993年和1994年出臺的3份“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意見”中，不難看出當時的問題所在。比如，1994年6月發布的《關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意見》規定，高中各年級每日作業量由各省制定，且“原則上保證小學生每日有9小時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時睡眠，高中生8小時睡眠”。

記者在統計分析歷次的“減負令”時發現，2000年前，國家層面發布的“減負令”，聚焦的主要是課堂內的學業負擔。因此，彼時的“減負令”，幾乎都把“不得隨意增減課程設置和教學時數、不得任意增加教學內容、要嚴格控制考試和競賽次數以及限制作業量、控制計劃外教輔使用量”等，作為治理學生負擔過重的“藥方”。

也就是說，自1955年至2000年這一時期，不論是1955年7月發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提出解決學生負擔過重的基本辦法是“改善教材、提高教師水、改進學校領導”，還是此后多道“減負令”根據不同學段明文規定的每天學習時間長短，我國中小學減負的“主戰場”始終是在校內，對的“癥”基本都是“學校病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