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建議從2018年開始實行延遲退休

　　中國社科院昨日建議從2018年開始實行延遲退休，并建議先從女性開始，將女職工退休年齡從50周歲延長至與女干部一致的55周歲。

　　建議先將女職工退休年齡統一為55歲

　　上述觀點出自昨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

　　綠皮書建議，在2017年養老金制度并軌完成時啟動延遲退休，并將退休年齡分為職工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和居民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其中，職工退休年齡改革分兩步，首先將女性職工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差別，然后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居民養老保險退休年齡改革從2033年開始，每3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完成。

　　報告還建議，在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機制，可考慮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規定人們可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但養老金待遇與退休年齡掛鉤。

　　全面兩孩不會引起生育水的全面反彈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放開全面兩孩。綠皮書認為，全面放開兩孩生育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綠皮書指出，目前受生育政策影響的人群已經非常小，主要是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國有企業的職工，而其他社會群體受政策的約束并不大，這些群體尤其是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使在過去政策框架下實際上也沒有受到嚴重的抑制。全面放開兩孩生育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低生育水的現實，人口發展的基本形勢和態勢也不會因此發生轉變，人口老齡化將繼續，但與不放開政策相比老齡化程度有可能減輕。

　　綠皮書認為，如果全面兩孩能帶來生育水的反彈，應被視為正面和積極的信號，因為放開生育政策的目的正是希望生育率回升。

　　未來公務員工資上漲空間有限

　　今年來，隨著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也進行了調整，并在今年7月底前兌現完成。按全國均水計算，月人均實際增資300元左右。

　　對于未來公務員工資是否應該繼續上漲的問題，綠皮書認為，公務員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提高的空間都不大。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這種形勢下，公務員工資不應該超出居民均收入的增速。而且，在經濟下行期，物價壓力不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連續3年低于3%，因此，公務員名義工資提高的空間也非常有限。

　　綠皮書建議，公務員工資整體上漲的空間雖然有限，但是也應該考慮到公務員群體的合理訴求和人員結構的現實，對公務員工資進行結構性的調整。

　　該不該急著推行延遲退休

　　延遲退休該如何推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等機構12月2日在北京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延遲退休可分“兩步走”：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中新網12月2日)

　　從應對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等角度來說，的確有必要盡早推行延遲退休，但也有很多因素不利于早日推行。比如，公眾對延遲退休的認可度與接受度不高，我們的經濟轉型有可能會帶來就業壓力。盡管有關方面一再宣稱“延長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但到今天為止，大多數人仍未能接受這一做法。在相關新聞跟帖中，多數網友明確反對延遲退休。只有說服多數人接受，這項改革的效果才能顯現。人社部之所以提出，在推出方案5年后才漸進式予以實施，這或許是因為共識尚未形成，延遲退休缺乏民意基礎。從推出方案到正式實施的這幾年間，實際上是一個“緩沖期”，以化解公眾反對情緒。應該說，這種“緩沖期”的安排是合理的。

　　不少人反對延遲退休，既是從利己角度考慮，也是因為應對老齡化還有很多選項，比如劃轉國資充實養老基金、拓寬養老金投資渠道、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倉促推行延遲退休，并不利于有效化解分歧。只有拿出有力論據來證明延遲退休很有必要，才能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如果說，一個國家就業崗位的總量是相對固定的，老年人延遲退休就會占據部分就業崗位，畢業生、年輕人必然就業壓力增大。目前，我們的經濟正處于轉型期，人社部設此“緩沖期”，或許也考慮到了經濟轉型與就業問題。那么，如果從2018年開始延遲退休，是否會對就業產生影響呢?又是否會對我們經濟的穩與快速發展帶來一定的損害呢?

　　在人社部已明確延遲退休時間表的情況下，“2018年開始延遲退休”這樣的專家建議未必會被采納。但這也提醒我們，某些建議似乎有意忽視了公眾情緒。很顯然，只有官意與民意達成一致，延遲退休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還有一點需要慎重考慮的是，改革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阻力。要化解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的阻力，不能簡單、急躁，而要有耐心有誠意去面對這些困難。反對延遲退休的公眾也不是不講理，關鍵在于如何去說傾聽、吸納民意，從而制定更為恰當的政策推行方案。如果充分考慮公眾權益，比如推行更具彈性的政策，把選擇權交給公眾，反對意見必然大幅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