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立法法修訂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立法法修訂提案

更新：2023-09-15 02:35:50 高考升學網

全國兩會關于立法法修訂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立法法修訂提案

今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聽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這是立法法實施15年來首次修改。去年8月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條款占1/3。本次人代會，將對草案進行三審。立法法作為一部規范所有法律行為的法，又被稱為“管法的法”。地方規章不得減損公民權利等成為本次修改的亮點。新京報首席記者關慶豐

聚焦

【亮點1 稅收法定】

政府如何收稅須人大立法決定

“前段時間，油價下跌，財政部‘趁機’上調了燃油稅，為什么財政部能如此隨意地調整燃油稅？”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就“稅收”提出尖銳問題。

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介紹，政府收什么稅，向誰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過人大來立法決定。如果本次會議上，立法法修改獲得通過，凡是開證新稅，都要通過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稅種、稅率等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我國現行的18種稅中，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等3種稅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開征，其他15種稅都是國務院制定暫行條例開征的，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70%。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介紹，改革開放初期，當時考慮到我國法制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建立現代稅制的經驗和條件都不夠，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了兩次授權國務院立法。

全國人大把稅收立法權授予國務院。由此，“條例”或“暫行條例”成了大多數稅收的征收依據，一些“暫行條例”已經“暫行”了20年。

年來，“稅收法定”步伐加速。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曾聯合31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引發輿論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稅收法定”路線圖已明確。全國人大以及常委會初步考慮，今后需要開征新稅種的，應當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收法律。

現行由有關稅收暫行條例規范的稅種，涉及稅制改革的，可在改革過程中先對相關稅收暫行條例進行修改，在改革完成后再上升為法律。在具體工作中，可靈活掌握，如有可能，也可直接上升為法律。對于不涉及稅制改革的稅種，如作修改，直接上升為法律。

【亮點2 地方規章】

限行限購行政手段不能“任性”

“各地出臺的各種機動車限號、限購政策，今后有望得到規范。”

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傅瑩說，提請的大會審議的立法法草案增加了一個規定，就是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制定任何規章，只要沒有上位法律、法規依據的，不能減損公民權利，也不能隨意增加公民的義務。

專家介紹，上述規定將約束政府的行為，這意味著一些限行、限購、限貸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將不能再“任性”。

根據此前的立法法草案二審稿，一旦有些地方規章實施滿兩年，接下來要么依法成為地方性法規，要么就得及時廢止。

如果立法法草案通過，將不允許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

“什么是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簡單一點說就是涉及公民權利義務的，再簡單一點說你給公民好處的可以，發個文件說每個公民發100塊錢，這個好，但是發一個文件說每個公民交100塊錢出來，這個不行。減損公民權利的，或者是增加公民負擔的，那就是立法性質的問題，不允許，必須通過地方性法規來解決，法律上的態度是清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亮點3 地方立法權】

235個設區市有望新增立法權

目前，在全國284個設區的市中，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的有49個，包括27個省會市、18個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及4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尚沒有地方立法權的共計235個。

設區的市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已經有立法權的49個較大的市，第二個是235個新增加的設區的市（地級市），現在立法法草案有望對上述兩個概念的市都給立法權。

“會不會因為地方立法經驗不足，導致立出不合理的法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審、二審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聲音。

一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審議時表示，一下子賦予284個設區市的立法權，各地方發展又不衡，所以建議要穩妥地推進。

釋疑

立法法草案為何提交人代會審議？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說，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兩年來，第一次在代表大會層面審議一部法律草案。

立法法是規范所有立法行為的法，也稱之為“管法的法”。根據憲法和立法法，制定或者修改基本法律要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十八屆四中全會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曾撰文指出，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要增加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次數。

現行立法法制定于2000年。當時制定立法法有兩個動因：1979年立法活動全面恢復后，立法工作積累的經驗做法需要制度化、法律化；立法數量大增后出現“打架”的情況，執法機關有時都無所適從，對國家法制統一造成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