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干凈擔當是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我們黨95年奮斗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責任,就沒有過不去的坎。要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閱讀延伸】

　　會議強調，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專家分析，在即將迎來建黨95周年之際，中共再度釋放出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

　　“七一”前再亮從嚴治黨利器

　　根據官方發布的新聞通稿，這次政治局會議指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此外，會議指出，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6月7日，官方曾發布消息稱，日前，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并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

　　王岐山在講話中指出，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此外，王岐山還強調，制定問責條例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

　　專家解讀：治理官員只要權力、不擔責任的現象

　　目前，此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是通過政治局會議的相關表述，已經可以透視出中共這部黨內問責條例的諸多側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中新網記者分析，此次會議強調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這就頗具針對性。

　　馬懷德說，此前中共黨內也有諸多問責制度，但是，就執行效果來看，問責存在不平衡、不主動的現象，影響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一些領導干部不作為、亂作為、不擔當的現象突出。

　　“比如，被動問責的多，主動問責的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就問責的多、問責的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再比如，一些問題，直接責任追究的多，領導責任就追究的少，主體責任沒有落實。問責不力，官員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從而出現了官員只想要權力，不想擔責任的現象。”馬懷德說。

　　此外，針對會議強調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的相關表述，馬懷德說，這個要求就是將黨內問責更細化、更具體、更明確。

　　馬懷德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需要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干部共擔，以前總在強調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但是對于黨內的不同系統來說，落實從嚴治黨和權力問責，責權需要分的更細致。

　　“既然是全黨的問責條例，就要細致說明責任‘誰來問、問什么、怎么問’的問題，有必要明確到具體的系統和部門，組織系統的責任誰來問、問什么、怎么問，宣傳系統、統戰系統、政法系統等，這些都需要明確。”馬懷德說。

　　制度背景：中共問責制度從分散走向權威

　　關于中共的黨內問責制度，此前比較為人熟知的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個暫行規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關于問責的相關制度規定并不僅限于這一個。

　　馬懷德介紹，此前，中共黨內問責制度較為分散和零碎，現行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與問責相關的多達119部，其中專門規定問責的就有12部，這其中就包括上述《暫行規定》。在此次全黨的問責條例出臺之前，涉及黨內問責的制度不僅較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內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強等諸多問題。

　　記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馬懷德表示，中辦、國辦此前印發的上述《暫行規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辦、國辦聯合下發，體現出內容還是在行政問責的層次。如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一部黨內法規，它的權威性、系統性，以及對十八大之后新情況、新問題的針對性都更強了。

　　十八大以來，包括《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等，中共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一再扎緊。

　　馬懷德說，從《暫行規定》升到《問責條例》，意味著中共將問責制度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又有了重要一環，在“七一”前夕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這部問責條例，再度釋放出中共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