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有些書就是這樣，看完合上之后，內心卻依然久久無法靜。昨晚讀完《激蕩三十年》后，沒經過梳理的各種紛雜念頭折磨著我。今早，腦子里卻突然冒出大時代三個字，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個大時代嗎？
　　
　　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難度何其之大。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馬克思理論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影響關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和政治體制改革是牽扯在一起的。一旦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許許多多原先的理論以及靠這些理論生存、生活的人，又將如何自處呢？變化的絕不可能僅僅是經濟體制，還會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政治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鄧公再強勢，也無法讓中央真正鐵板一塊。而越是，對政治就愈加銘感。政治就是最大的紅線，誰敢踩到這條紅線，絕不僅僅是讓你事業和人生遇到挫折，更是會讓你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此類國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國家，因此，做到這個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但是改革畢竟在進行，因此，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邊緣，在這灰色地帶，利用經濟改革的大形勢去實現事業上的抱負又或者僅僅是為了撈錢。縱觀全書，雖然鄧公等對于改革開放的貢獻極大，但更多時候，我朝的改革其實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漸漸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說了。可是，即使是只做不說，也要看大形勢，稍稍踩線或許可以，一下子越線，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條。最重要的是，順勢而為，切勿螳臂當車。仔細研讀政策法規的變化，才明白什么時候可以火上澆油，而另一些時候真的應該見好就收。
　　
　　在經濟體制轉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夢。倒賣批文、囤積原料商品、內幕消息、管理層MBO、官員的尋租，究竟肥了誰呢，這是否是經濟體制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極大損害？貧富分化到如今地步，只對增量進行微小調整，是否有效？因為真正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恐怕是財富的存量。那些在早期靠著“不能說不能認”的手段暴富的人們，絕大部分只會越來越富有，而不會縮小與民的差距。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調節手段呢，真正對過往歷史進行清算，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什么都不做，又對那些遵紀守法的人們公嗎？
　　
　　二，這三十年，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全書仿佛一幅畫卷緩緩展開，浮現如此之多傳奇般的企業家，諸如陳天橋、郭廣昌、丁磊、任正非、柳傳志、李東生、魯冠球、李書福、馬云、史玉柱、張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國演義》中層出不窮的英雄任務一般。他們中許多許多故事至今讀來依然讓人感動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兩個故事。陳天橋畢業后順風順水到陸家嘴集團工作，迅速當上董秘，決定辭職創業之時，單位正準備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勸他分了房子再說，他卻想，難道我這輩子，自己還掙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陳天橋，更讓人感動的是李書福，為了進入被央企壟斷的汽車行業，曲折反復，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為了心中那個造汽車的夢想，也正是因為吉利的出現，中國的車價才從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讀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們自己，是不是該多一點決心，多一點魄力，多一點堅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誰能預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成敗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個精彩的人生嗎？
　　
　　三，讀史之時，總會有許多后見之明。現在回頭去看，無論是中央地方的政策，還是某行業某企業的決策，都有許多失誤，令人扼腕。政策的制定，國企總是被擺在第一位，民企總是在末位。諸如寧高寧、謝企華之類的國企領導者，究竟是官員還是企業家，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還是禍害了整個行業甚至民生呢，有待討論，因為他們恐怕也情非得已，身在體制內，又豈是他們能決定自己和企業的定位呢。整個中央的思路已經決定了國企和民企的迥然命運，既然已嘗到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甜頭，豈能輕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勢發展到如今，利益集團已經壯大，并用“穩定”“發展”等為質挾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