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合流都經過長時間的摩擦與碰撞，最后才可以互相吸收達到目的。儒家與法家，兩者皆為中國古代的重要，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法治建設中，這兩種，既有碰撞，又有融合，在其中，在這之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儒法兩家的理論之爭在“百家爭鳴”的基本景觀中尤為突出，引起后世廣泛地關注。

儒法的吸收與合流

從本質來說，二者是同一政治謀求，即追求天下一統大格局的志向境遇。以禮治國或者以法治國只是治理國家的兩種不同方式。兩者的出發點是以保持統治者黨的統治地位和政治地位為前提的，共同點出發點是儒學與法家融合的重要條件。

在中國政治，宗教的統一下，加入沒有皇權的容許，一個觀點的存在將成為一個難題，更遑論它的發展與壯大。儒法結合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秦、漢兩個時期，都獨得了當權皇帝的偏愛。政治實踐的地位為沖突中的二者融合提供了具有現實性的歷史臺。雖然法家非常重視嚴懲，但并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卑鄙和不分青紅皂白。

我們只把嚴格的法律當作穩定社會的工具。讓法律發揮主導作用，成為社會的主要管理者。儒學反對法治和懲罰，提倡道德教育，傾向于影響，主張減刑，但同時決不放棄刑法的意圖。法家幾度拒絕以禮治國與以德治國，明顯的排斥儒家學說。然而，反觀儒家并沒有排斥法律，而是主張提倡和諧之美它的真實，只是以禮教為主、以刑為輔而已。

儒家和法家兩家學者都強調君臣有別。雙方都主張君君臣臣，主張君臣不等且兩家都把國君視為國家權力的最高象征，也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和象征，這可以歸咎于人的統治。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從現代的立場?看，法家的人治也不亞于儒學。

不同的人，法家是法、術、勢是等的，并努力通過強制力達到目標。儒學強調道德教育，只強調德化人。”二者兼容，取長補短，并在以下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進一步的沖突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