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代課教師轉正新政策,代課教師轉正考試真題解讀

2016兩會代課教師新消息 兩會關于代課教師問題新政策

　　如何破解代課教師難題，關乎我們的教育究竟會有一個什么樣的未來。而無論怎么改，代課教師都不能繼續生活在社會的暗影中了，更不能以犧牲一個群體、一代人的利益作為發展的代價。

　　李克強6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有代表提出農村留不住教育人才的現象。總理說，農村脫貧致富基礎在于教育。民辦教師問題解決后，隨著農村教育需求增長，又出現代課教師問題，可以探索用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來加以解決。

　　“民辦教師”消失了，社會上又出現了“代課教師”這一身份標簽。據央廣新聞報道，自從2006年教育部提出全面清退40多萬代課教師后，10年過去，仍有20多萬代課教師清不走、退不掉，因為鄉村實實在在有需要。

　　每一種身份標簽，對應的都是一類人生故事。在國內很多地方，代課教師其實就是教師中的農民工。他們的存在是對教育的有益補充，可現實卻并沒有給他們預留最起碼的尊重。他們或是承擔著城市公立學校繁重的教學任務，或是長期守候在偏遠鄉村，支撐起農村教育的天空，但只是因為沒有編制，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資，更不要說什么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了。

　　今年年初，有媒體報道，山西省陵川縣積善村代課教師宋玉蘭執教40年，而月薪居然只有150元。這點錢，甚至連一個壯工的日工資都趕不上。盡管此事最后以當地政府補齊漲薪九百元而告結束，但相對于全國20多萬有著同樣遭際的代課教師而言，都指望媒體關注顯然是不現實的。

　　像宋玉蘭老師這樣的代課教師，是一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龐大群體。人數多，但面目模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堅守中苦苦掙扎，而人生的目標只是一個“有編制的身份”，不過，希望渺茫。這其中，固然有歷史遺留的原因，卻也與當下地方政府缺乏擔當不無關系。據媒體報道，早在2009年，廣東省副省長宋海就斥責部分地市政府寧愿空編也不愿將代課教師轉正。

　　代課教師長期生活在暗影里，不僅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也會將這種負面效果傳遞到學生中間，從而最終灼傷教育事業。前兩天，廣西一個小學竟然把成績最差的學生分到一個班級里，配備施最差的教室，以及代課教師，組成一個“學渣班”。

　　有鑒于此，一方面，各地應該盡快清理歷史舊欠，還代課教師一個公道。需要清退補償的，及早、足額補償;需要財政出資解決編制、待遇的，一定要言而有信，不能久拖不辦，代課教師等不起，中國教育也等不起。既然有錢建大廣場，搞城市新區，為何在人的投入上如此畏畏縮縮、吝嗇計較?

　　另一方面，面對不斷滋生的新需求，則不妨開動腦筋，多一些解決問題的新智慧、新思路、新辦法。編制有“硬約束”，智慧卻沒有止境。比如，總理提及的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就不失為一種解決之道。這種方式的好處在于機動靈活高效，既保障了代課教師的合法權益，也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

　　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化辦學的思路，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教育，不僅是一種有益的補充，也有望在競爭中進一步均衡教育資源。當然，前提是監管到位，不能滋生新的侵犯教師權益的亂象。

　　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宋永忠指出，當下，隨著流動人口大量進城，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公辦學校辦學、代課教師上課”的怪象。他提出，可在堅持“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為主”前提下，通過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委托社會機構管理、建立“特許學校”等方式，鼓勵和支持民辦機構和社會力量參與，為外來農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務。

　　如何破解代課教師難題，關乎我們的教育究竟會有一個什么樣的未來。而無論怎么改，代課教師都不能繼續生活在社會的暗影中了，更不能以犧牲一個群體、一代人的利益作為發展的代價。對教師的不公，必然會造成教育的不公、社會的不公。茲事體大，不可不慎。

　　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理的提議只是開了個頭、破了個題，接下來的，應該是積極、持續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