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12月31日在《上海證券報》發表署名文章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期研究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世界范圍的減速，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也顯現了提高速度放緩的趨勢，與生產要素供給因素一道，成為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

文章表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的減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因素和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該趨勢。

文章提出，人力資本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促進因素。為此，我國人力資本培養戰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體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舉措，做出積極的回應。

文章還表示，挖掘全要素生產率潛力的關鍵，在于消除現存的妨礙創造性破壞機制作用的體制障礙，通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競爭政策和發育生產要素市場，創造必要的制度條件，使應該退出或消亡的企業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長企業能夠無障礙地進入競爭性行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

■把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創新發展理念相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國經濟增長的換擋、減速，既有生產要素供給制約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過清除制度性障礙，挖掘生產要素供給的潛力，但是，諸如勞動力供給這樣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既定的變化趨勢終究無法逆轉。而全要素生產率卻可以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而得到不斷提高。

□ 蔡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這一要求與創新發展理念相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眼點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在生產要素供給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如果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減慢，則經濟增長減速；而在生產要素供給減弱的情況下，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獲得加快提高，經濟增長也會減速。我國經濟增長的換擋、減速，既有生產要素供給制約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過清除制度性障礙，挖掘生產要素供給的潛力，但是，諸如勞動力供給這樣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既定的變化趨勢終究無法逆轉。而全要素生產率卻可以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而得到不斷提高。

期有兩個重要的研究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世界范圍的減速。根據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數字，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從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的最三年則在零增長左右徘徊。美國經濟學家艾肯格林等作者的一篇論文也印證了這個結論。雖然這個生產率的普遍下降是全球現象，而且也的確存在全球性的原因，但是，歷史經驗顯示，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有與各國情況相關的特殊因素。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也顯現了提高速度放緩的趨勢，與生產要素供給因素一道，成為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同樣根據世界大企業聯合會數字，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從2007-2012年期間的9.5%，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的7.3%以及的7%，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因素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我和同事從潛在增長率的角度預測，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改善速度，從1995-2009年的3.9%下降到2011-的3.1%，進一步下降到2016-2020年的2.7%。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高路易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樣的變化趨勢。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的減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因素和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該趨勢。下面，我們列舉在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條件下，我國經濟面臨的若干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減速的因素，同時針對不同的情形，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如何著眼與著力，以改變這些因素的變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趨勢。

第一，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進行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我們的計量分析顯示，2009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當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7%，其中有8個百分點來自于勞動力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重新配置。值得指出的是，這個貢獻率是在當時外出農民工大約每年增長4%的情況下做到的，可見，一旦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這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將弱化。事實上，作為勞動力多年大規模轉移的結果，農業勞動力比重已經大幅度降低到的19%。同時，無論從常住人口還是從戶籍人口的口徑看，農村16-19歲的人口都在達到峰值，今后則進入負增長階段。由于這個年齡組的人口是潛在的外出打工者，這種人口變化趨勢必然產生降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效果。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增長率已經下降到1.3%，而上半年只有0.1%。

然而，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潛力絕非就此喪失殆盡。根據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農業勞動力比重達到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顯減慢。常住人口繼續從農村向外轉移的潛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勞動力新增量逐年縮小、凈增量為負的情況下，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穩定和增加其勞動力供給，是更具潛力并且可以通過改革獲得立竿見影效果的資源重新配置過程，這要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讓更多的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使他們更穩定地在非農產業立足。

第二，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緩。艾肯格林等在進行國別分析時發現，人力資本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促進因素，一個國家越是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水，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由我國國情決定，新增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稟賦明顯高于存量勞動力，勞動力素質是靠新成長勞動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斷改善的。因此，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新成長勞動力數量逐年下降，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將明顯放慢。每年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各教育階段畢業未升學和肄業以及博士生畢業人數之和，構成了我國的新成長勞動力。根據預測，這個數字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將以1%的速度遞減，必然導致勞動力總體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慢下來，表現為同期我國人力資本總量（勞動力總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一個因素。

面對這種與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相關的情況，我國人力資本培養戰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體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舉措，做出積極的回應。首先，通過義務教育向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延伸、均衡教育資源配置，多維度地深化教育發展，保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持續提高。其次，通過提升教育生產率和畢業生質量，促進人力資本向全要素生產率的轉化。最后，通過加大培訓力度和提高培訓效率，改善勞動者整體的人力資本存量。

第三，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反映的是生產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種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壞了與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資源的閑置與浪費。在探尋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國別因素時，艾肯格林等作者發現，投資占GDP比重（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高的國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產率的下滑。2009年我國資本形成率高達46%，按照白重恩的比較，這個水比不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最大經濟體均水整整高一倍。從那以后，由于實施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刺激政策，以及年來應對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成本上升產生的資本勞動比提高，投資率甚至有進一步的上升，意味著生產同量的GDP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要素。

過高的投資率產生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效果，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從結果來看，過度投資以及與之相伴的產能過剩，造成資本利用率和投資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從實施方式來看，過度投資往往與大規模刺激政策相聯系，傾向于集中在壟斷行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領域，以及具有創新潛力的新成長企業，產生投資的擠出效應。解決過度投資問題，根本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當前的直接著力點應該是從需求側刺激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杠桿率和消除過剩產能。進行這類改革的關鍵是標本兼治，即在對存量進行傷筋動骨式調整的同時，切實從體制機制上阻斷增量的形成。

第四，“創造性破壞”過程受阻。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意味著在那些喪失了比較優勢的產業衰落的同時，順應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產業茁壯興起，以及缺乏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并消亡，更具競爭力的企業進入并成長。這個過程表現為創造性破壞，恰恰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在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破壞”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而“創造”卻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條件和政策環境。

由于市場競爭決定企業優勝劣汰的過程，歸根結底是以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為評判標準，因此，無論是一部分企業的新生還是另一部分企業的消亡，都有助于經濟整體的生產率提高。一方面，低效率企業占用著稀缺的生產要素，甚至以“僵尸企業”的形態使資源閑置或休克。這種“僵尸企業”在任何程度上的存在，都以同樣的程度降低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另一方面，新成長企業能夠脫穎而出，正是在于其順應比較優勢、資源配置合理、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強，從而是全要素生產率的積極因素。可見，挖掘全要素生產率潛力的關鍵，在于消除現存的妨礙創造性破壞機制作用的體制障礙，通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競爭政策和發育生產要素市場，創造必要的制度條件，使應該退出或消亡的企業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長企業能夠無障礙地進入競爭性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