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來的院士評審中出現諸多亂象，張曙光索賄參選院士以及“煙草院士”等丑聞，嚴重影響院士聲譽，而一些院士四處兼職撈好處，利用手中學術特權為自己或所在團隊謀求學術利益，也被質疑對青年學者以及學術風氣建設起著不良的示范。

筆者以為，增選新規能部分解決院士評審中的問題，像張曙光這樣的政府部門官員，今后就將難以獲得評選機會。但我們也應看到，完善院士制度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我們既應具體而微，從院士評選的程序、辦法入手，減少非學術因素的干擾。更應做好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讓院士與利益脫鉤，保持其榮譽性、學術性。只要院士頭銜還有諸多附加利益，院士評審就難以回歸到純正的學術評價中，還會有行政和利益因素介入其中。比如取消部門遴選，可如果部門認為有關人員當選院士，對部門來說極為重要，就還會用以前的思維和方式對待院士增選。

院士制度改革真正的要義在于，如果能剝離院士頭銜所附加的各種利益，尤其是學術特權，當選院士只是擁有最高學術榮譽，在學術活動中和其他學者完全等，那么，以什么身份當選、什么年齡當選、當選后退不退休，都不是問題。因為，這只是按學術標準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貢獻，給他的只是學術榮譽。

為此，還應該在新規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學術去行政化、院士去利益化的改革。在學術去行政化方面，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應該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現代科研院所制度，取消高校和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而在院士去利益化方面，應該基于最高學術榮譽，從頂層設計對院士的評審、管理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院士頭銜利益化，導致對院士學術不端行為很難啟動正常的學術調查程序。在利益因素的阻擾之下，國家設想中的院士退出和退休機制，也難順利推進。

院士制度的改革，將對我國整體的教育和學術改革起到風向標的作用。要把院士制度的改革，作為我國教育和學術去行政化改革的一部分加以推進，通過改革，讓行政、教育、學術各歸其位——行政的歸行政、學術的歸學術。防止行政權力通吃，以及教育和學術被利益因素異化，這是對學術、學術頭銜的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