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個重要的倫理學和哲學概念，以后成為中國倫理史的重要范疇。直到孔子時期，“誠”還未形成為理論概念。孟子時不但已經形成為理論概念，而且位置十分重要。他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在這里，誠不但是天道本體的最高范疇，也是做人的規律和訣竅。荀子發揮了“誠”的，指出它為“政事之本”。他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圣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在《禮記·中庸》里，“誠”成為禮的核心范疇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如神，有了誠篤的品德和態度，就可以貫通多種仁義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夠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只化育而與天地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學》把“誠意”作為八條目之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天下。“誠”成為圣賢們體察天意，修身養性和治國天下的重要環節。宋代周敦頤進一步認為“誠”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把包括誠實在內的“誠”看作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的基礎和各種善行的開端。程頤更為直截了當地說：“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也”其見解入木三分。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批判地繼承了“誠”這個范疇，肯定誠實是社會公德中的一個重要規范。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誠實之主要的道德要求逐漸明晰為：窒、正直、老實。窒的主旨是對祖國、對人民、對正義事業的窒。當然，這種窒不是盲目和狹隘的“愚忠”，而是認同于崇高的理想，為實現理想而不懈追求和努力奮斗，從而表現出樂于奉獻，勇于犧牲的精神。正直，是指為人正派，處事公正坦率。老實，則特指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

信，也是中國倫理史的范疇。“信”的含義與“誠”、“實”相。從字形上分析，信字從人從言，原指祭祀時對上天和先祖所說的誠實無欺之語。隋國大夫季梁說：“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辭，信也。”后來，由于私有經濟和私有觀念的發展，原有的純樸的社會被逐漸破壞。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得不訂立誓約。但誓約和諾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懾力量維持。春秋時期，經儒家的提倡，“信”始擺脫宗教色彩，成為純粹的道德規范。孔子認為，“信”是“仁”的體現，他要求人們“敬事而信”。他說：“信則人任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和孟子都將“信”作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則，強調“朋友信之”，“朋友有信”。而歷代當權者大都將“信”作為維護秩序的重要工具。《左傳·文公》中說：“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呂氏春秋·貴信》對社會生活中的信與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盡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會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憂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漢代董仲舒將“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視為最基本的社會行為規范。并對“信”作了較詳盡的論述：“竭遇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他認為“信”要求誠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現，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說：“以實之謂信”，其說與孔子、孟子基本相同。在儒家那里，誠與信往往是作為一個概念來使用的。“信，誠也”，“誠”與“信”的意思十分接。

由此看來，傳統倫理將誠信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品質，認為誠實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處己立身，成就事業的基石。總之，是一種個人生活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