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制定意義

　　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意義

　　新規咋說的?“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目前,《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還未正式對外發布。官方發布的會議通稿,披露了問責內容、問責方式、處分方式等內容。

　　其中,問責內容為,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問責方式為,“堅持問題導向”;處分方式為,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也就是說,一旦失職失責行為有嚴重后果,且達到了群眾反映強烈、損害政治基礎等程度,那么就要追“三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

　　此外,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據了解,十八大以來,等中央領導多次強調要強化問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也多次提出“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和《暫行規定》啥關系?由黨內文件上升至黨內法規

　　在此前的6月初,王岐山就曾在北京和遼寧接連主持召開了兩個座談會,座談主題都是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

　　據悉,現行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頒布于2009年6月30日,迄今已7年。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中紀委特約監察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稱,嚴格意義上說,中辦、國辦于2009年6月30日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相當于一個黨內文件;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則是一部黨內法規,更具有權威性、系統性。問責制度從原來的《暫行規定》,上升到《條例》,意味著問責制度將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制度支撐。

　　為啥要制定?制定的意義？有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

　　為啥要制定黨內問責條例?王岐山在北京和遼寧的座談會中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籠子,制定條例的過程就是統一認識、釋放失責必問強烈信號的過程,各級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和黨的工作部門要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當時,王岐山指出,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根本原因在于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

　　今年4月,中紀委機關報還曾刊文批評一些地方和單位對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兩個責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文章指出,有的發現了問題,但在問責時卻吼吼嗓子、做做樣子;有的把自個兒當旁觀者,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義”;有的地方在問責上有“湊數”嫌疑,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也統計在內。

　　有何意義?刻畫為官底線為干部上“安全鎖”

　　今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實施,黨員追求的高標準和管黨治黨的戒尺得到了明確。此次通過的黨的問責條例,則直接劍指為官不為、為官亂為的不良之風,既是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的有力體現,更是為共產黨員的擔當精神刻畫出了一條底線。

　　2013年,就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如今三年多的時間已過,籠子已越扎越密實。而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陳曙光表示,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為黨員領導干部科學履職、科學執政上了一把安全鎖,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不想腐、不敢腐、不愿腐的健康環境。

　　陳曙光還指出,“現在反腐已經到了治標與治本一體推進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就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大利器,也是治標的重大舉措。”

　　毫無疑問,黨內問責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將在黨的發展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有關專家表示,目前黨內問責制度的一個明顯特征,即是碎片化,相關問責條款分散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行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等法律法規中,還沒有形成體系,而且很多條款只是原則性規定,具體操作起來面臨著彈性解讀的空間,黨內問責的廣度、力度和銳度均有待加強。

　　另外,現實中,針對黨政領導干部的問責,多由中紀委以發文、通知、意見、辦法的形式體現出來,尚且沒有實現問責的常態化和法治化。制定黨內問責條例的重要意義,即在于讓黨內問責依法依紀而行,一切有章可循,從而在根本上坐實問責的效力。

　　具體咋實施?聚焦主要矛盾抓住“關鍵少數”

　　目前,問責條例的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布,那么它具體可能包含哪些內容?此前,王岐山曾在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談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聚焦”。王岐山指出,制定問責條例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

　　其次要抓“關鍵”。王岐山提出,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有專家指出,所謂“關鍵少數”指的就是主要領導干部。

　　王岐山同時也提醒,制度創新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不能貪大求全,否則就突出不了重點,把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淹沒在大量文字之中。要抓住現階段的主要問題,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只要方向正確,邁出一步就是勝利。

　　王岐山強調,制定黨內問責條例只是開始,問責條例能否起作用還得看執行。而執行制度關鍵在人。問責條例能否起作用,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敢不敢較真、有沒有戰斗性。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意義

　　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干凈擔當是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我們黨95年奮斗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責任，就沒有過不去的坎。要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