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如何影響百姓生活？

　　因為依法治國的主題，十八屆四中全會舉世矚目，萬眾期待。因為法治不僅是宏大的，也是具體的。它關乎國家治理更關乎百姓福祉。

法治與財富

創(chuàng)業(yè)時政府更給力富裕后確保錢歸你

　　法治與經濟有什么關系?看似離得有點遠，但假如你是一個想開公司的創(chuàng)業(yè)青年，也許會感受更深。時間就是金錢，尤其在互聯網時代，一個好的商業(yè)創(chuàng)意，如果不迅速付諸實施，可能就會失去先機。這就要求政府得給力，一個證件辦半年，黃花菜都涼了。

　　法治政府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知道該在哪里收手，然后讓市場活力充分涌流。除了社會環(huán)境，還需制度環(huán)境。比如立法明確財富歸誰所有、如何交易，用強有力的司法維護這些規(guī)則。否則積累的財富說沒就沒，訂立的合同說廢就廢，恐怕沒有人敢創(chuàng)富了。這都屬法治范疇。

法治與安全

懲治犯罪更嚴格法制保障更全面

　　“醉駕入刑”實行3年多，機動車年均遞增1500萬輛、駕駛人年均遞增2000萬人，可全國涉及酒駕、醉駕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數和死亡人數較“醉駕入刑”前同比下降25%和39.3%。實踐最能注解法治的力量。法律能很好地衡權利與義務的關系，讓公民有足夠的安全感。

　　進一步看，要使法律規(guī)定落到實處，必須嚴格執(zhí)法。年來，破獲湄公河大案、摧毀劉漢劉維特大涉黑犯罪團伙、打拐、打擊電信詐騙、搗毀偽基站、治理網絡謠言、懲治違法犯罪活動，讓安全感實實在在地提高了。

法治與尊嚴

反貪保持高壓態(tài)勢官員別想亂作為

　　你可能有過去政府部門辦事吃閉門羹、看臉色的經歷，這樣的經歷不僅關乎辦事的效率，更關乎尊嚴。如果有官員手里有點權力就想著變現，瀆職乃至腐敗，就會讓經濟社會運行成本陡然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對社會規(guī)則和社會風氣的毀滅性打擊。所以你肯定對十八大以來的黨風政風變化感到欣喜。目前的天朗氣清主要是高壓的態(tài)勢，讓他們不敢貪不敢腐。怎樣能讓他們不能腐敗，形成一種新的常態(tài)呢?結論是靠法治，靠制度。此次四中全會或將對兩年來的反腐進行經驗總結，并把成果固化，探索長效機制。

　　將公權力規(guī)范好了，法治的權威才能真正樹立，也才更有底氣運用法治利器，進一步治理社會。有害食品、環(huán)境污染、黑社會犯罪，諸如此類社會陰暗面，或多或少都有政府不作為、亂作為甚至因利益輸送而形成保護傘的問題。依法監(jiān)督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已經成為破解許多社會難題的關鍵。

　　法治與公

冤假錯案多加防范利益藩籬將會推翻

　　公正義是人類的追求。回顧歷史，我們不難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公正義長期缺席，社會必將崩潰。

　　正義有時會遲到，對福建小伙兒念斌來說就是這樣，被羈押8年、4次被判死刑后，今年8月22日，他終于被宣告無罪釋放。今年以來，一批長期久壓不決的案件宣判，其中，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疑案”一律從無。此舉釋放出的進步信號，令人歡欣鼓舞。

　　讓違法的人受到懲罰，讓守法的人免于恐懼，是公正義最基本的體現。期待四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進行更全面的部署，以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辦案，防范刑訊逼供、有罪推定、冤假錯案。

　　再進一步看，如果社會貧富分化過于嚴重，社會結構嚴重板結，也談不上公正義。如何打破利益藩籬，實現共同富裕?在當前，只能運用法治所包含的等、民主、參與理念，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據人民網

半數被巡視單位存在干部親屬子女違規(guī)經商

中央亮劍官員“親緣腐敗”

　　日陸續(xù)公布的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整改情況通報顯示，14個被巡視的對象中有7個地方和單位出現干部親屬子女違規(guī)經商辦企業(yè)問題。

　　河南共受理科級以上干部涉嫌違規(guī)經商辦企業(yè)線索148起，其中廳級干部17人。甘肅對存在個人違規(guī)經商辦企業(yè)問題的169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17人。據披露，今年新疆共立案查處此類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區(qū)紀委查辦的16件案件中6件涉及此問題，占比達37.5%。廣東省紀委上半年立案查處的要案有31件是官員為親屬、子女謀利，占要案總數的33.3%。

　　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說，這意味領導“身邊人”等靠權力的“易腐人群”已被納入反腐視野，“零容忍懲治腐敗正在加速落實”。

　　事實上，僅從1979至，共有58次中央紀委全會、110余項法律法規(guī)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親屬官商利益關聯內容,但監(jiān)管邊界、標準模糊及約束機制不細化、缺乏操作性，造成法規(guī)難以落地。在實際中如何界定“領導管轄的業(yè)務范圍”“與公共利益沖突”就存在難題。

　　反腐問題專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說：“需要關注的是，領導干部可以用黨紀國法來規(guī)范，其親屬子女出現問題應該如何處理?這些都需要在今后進一步明確。”新華社電

家庭內部“官商結合”上演3類“雙簧戲”

官商權錢利益互補

　　家庭成員有人當官，有人經商，“權為商開路，商為權鞏固”。山西運城的“房媳”事件中，該家族成員多人在公、檢、法、紀委及政府部門擔任公職，同時還經營著物流公司等企業(yè)。

　　借殼撈錢

　　一些干部子女經商辦企業(yè)并不從事實際業(yè)務，只是進行貪污受賄的“殼”。據檢方的起訴書，劉鐵男幫人成立汽車銷售店，對方將新公司30%股份送給其子后又用1000萬元回購股份。

　　利益集團交換型

　　領導干部先施惠于下級、商人，再打招呼讓其“照顧”自己的親屬，或官員間達成某種“默契”，以手中權力利益互換。中央編譯局博士后吳曉林介紹，這種算是家族內“官商結合”的“高級形式”，難以發(fā)現且大都以“窩案”形式暴露，負面影響更大。

　　趨勢

　　領導干部子女違規(guī)經商辦企業(yè)的“國際化”明顯，大大增加了腐敗的隱蔽性。江蘇無錫一位副廳級干部的兒子在香港開公司，形成“老子在國內給人辦事，兒子在境外大肆收錢”的腐敗鏈條，短短幾年在境外收受賄款上千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