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務員都是無房戶

　　自古以來，住房問題就是一個讓百姓苦惱的社會熱點。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古代的各級政府部門也想了不少法子。至于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當別論。下面來聊聊古代公務員的住房問題。

　　說起中國古代的住房制度，當屬官員的住房問題。在人們看來，封建社會的官員是吃皇糧的特權階層，他們的住房問題皇帝當然也管。這種想法，只對了一半。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朝廷官員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員的工資，實行“秩石制”，直接發糧食當工資。官員職位越大，也僅僅意味著，他能領到更多的糧食，并沒有其他特權。從西晉開始，為了優待官員，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給的地，和官員任職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規矩，一旦官員退休，在職時的俸祿一律停發，這地也得還給皇帝。因此，在皇上臨時給的地上蓋房子、到最后又給別人住的那種傻事，當然沒人肯干。

　　為了省卻許多麻煩，更是為了辦公的需要，許多官員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條件相對優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機關宿舍更合適。異地做官，則舉家搬遷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場，那就想辦法另謀生路或者回老家過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員有幸能領到一半的俸祿，但退休后的住房問題，政府還是不管。

杭州市長蘇軾的宿舍是“樓歪歪”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務員一退休就無家可歸。有些人家里本來就有土地，從來都不用發愁住房問題;皇帝高興了，也會給官員賞賜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濟私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晉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說先前的官員調任，將政府借給他和家屬居住的官邸據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員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難度就大了。當時的制度規定，凡州軍常例之外的財務，不能由地方擅自決定，需要事先稟報代表中央財政的轉運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間，蘇軾擔任杭州知州時，就給中央上了一道《祈賜度牒修廨宇狀》。蘇軾稱，杭州的機關用房，多是五代時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后百余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至于那機關辦公用房到底壞到什么樣子，蘇軾說，房屋都成了樓歪歪，“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

　　蘇軾派人核查計算，要把辦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萬余貫錢。于是，他“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

　　宋代時期，苦于苛捐雜稅，很多人紛紛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認證，也就是要有一個身份證明——度牒，而政府則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頒發度牒。因此，當時度牒成為“有價證券”，可以賣錢170貫。蘇軾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賣到34000貫，再加上按慣例從財政支取的500貫，勉強湊夠修繕費用。

　　宋朝的政府機關大院，雖然破舊了點，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還是要好很多。不過，和前朝一樣，官員一旦退休，就得讓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該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員退休后，不該住在哪兒。比如，南宋規定凡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休官后，三年內不許在任職地居住，倘在當地有親屬，或置有財產，三年以后也不許居住，違反者處一年徒刑。

朱元璋曾逼著官員給所有窮人蓋房子

　　在中國2000年的封建王朝時期，真正從普通百姓的角度出發，為他們解決住房問題的，要數明朝了。眾所周知，朱元璋是農民皇帝，他出身窮苦，深知窮人無立錐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當上皇帝，就把窮人的住房保障問題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實錄》中，對此多有記載。

　　《明太祖實錄》92卷記載：洪武七年農歷八月，朱元璋給南京的官員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眾，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濟院，隘不足容，命于龍江擇閑曠之地構260間以處之。從之。”朱元璋讓南京的官員在龍江找了一塊閑置土地，蓋了260間瓦房，供沒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頒布后，南京的官員很快執行了。于是一個月后，朱元璋又給上海(當時叫華亭縣)的官員下了一道圣旨，讓他們對宋朝留下來的居養院進行翻修，修好后讓沒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執行了。

　　試點成功，朱元璋龍顏大悅，認為可以在全國復制“南京模式”了。在當年年底，他又給中央的官員下了一道旨意：“全國范圍內，沒飯吃的，國家給飯食;沒衣服穿的，國家給衣服;沒房子住的，國家給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義想法，把中央的官員嚇了一大跳。此時，明王朝剛剛建立，財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兌現。于是，官員找朱元璋解釋，朱元璋一聽生氣了：你們在我手底下當官，就得體會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讓我的百姓沒飯吃沒房住，哪怕是一個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確太難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們在下面搞點手腳騙騙他老人家。不過朱元璋的想法的確是好的，他是第一個逼著官員在全國范圍內給窮人蓋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個。

　　然而，理想畢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價還是扶搖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明朝房價超貴，南京國子監集資購房

　　明朝弘治年間(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價畸高。有多高呢?繁華的秦淮河畔，一間房能賣到六百兩銀子，一般人絕對不敢打買房的注意。《玉堂叢語》卷二，就記載了當時南京國子監祭酒的買房故事，頗為寒酸。

　　當時的南京國子監祭酒，名叫謝鐸，他手下有30多號人，都是無房戶，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筆昂貴的開支。于是謝鐸就動了買房的念頭，依照謝鐸的級別，算得上是個高級公務員，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過200兩銀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強買一間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還不如他。

　　謝鐸不愧是最高學府的領導，他很快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點子——集資團購。錢從哪里來呢?從牙縫里省。把政府給他們配的勤務員、伙夫、馬夫、門衛、抄寫員，統統不要了，省下來一大筆錢，存起來買房子。終于，錢攢夠了，“買官廨三十余區，居學官以省僦直。”買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過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與謝鐸相比，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更厲害，他為了讓手下的人有房住，給出了有力的實際行動——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為機關蓋住房。

　　林瀚和謝鐸，一個是北京最高學府的長官，一個是南京最高學府的長官，拿的那點錢不僅買房困難，連付房租都覺得吃力，明朝房價之高，可見一斑。

清朝的經濟適用房

　　明朝以后，因為城市的發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來越成了執政者不得不關心的問題。于是，在清朝，經濟適用房出現了。但是清朝的經濟適用房，和現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經濟適用房是專門為特權階層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來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將漢人統統搬到外城去住，把內城騰出來給旗人。內城的房子蓋好后，清政府按品級給旗人分配，一品官20間，二品官15間，三品官12間，四品官10間，五品官7間，六品七品官4間，八品官3間，九品官和沒有品級的普通旗人一人兩間。

　　到了乾隆年間，旗人越來越多，內城的地盤不夠用了，房子也不夠分了。更可氣的是，那幫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賭，胡吃海喝，領的錢糧不夠用，把政府分給他們的房子偷偷地賣了出去。乾隆很生氣，一方面繼續給旗人蓋房，另一方面開始搞房改。搞什么樣的房改呢?

　　第一，國家不再給旗人免費分房了(有特殊貢獻以及跟皇室有特殊關系的旗人除外)，哪個旗人嫌房子不夠住，可以向政府申請購買。第二，原來分到的房子可以賣，前提是你得把它從國家手里買下來，從公房變成私房，從只有使用權變成擁有所有權。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錢，就把原本屬于公家的房子，統統變成了私人財產。舉個具體例子，乾隆四年，一個叫額森特的旗人交給內務府57兩銀子，就買下了一個坐落在正陽門外高井胡同、擁有三間正房兩間廂房的小型四合院。這個四合院按市價，至少500兩銀子。像額森特這樣享受到經適房的旗人，乾隆年間至少有50萬人。

　　在清朝，不僅在北京城里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經適房;在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享受特殊優待的旗人居住區。以南京為例，當時明故宮至通濟門的一大片區域都劃給了滿人。滿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這塊地方稱為“滿城”。至今，在這一塊區域內，還留有藍旗街的名字，顧名思義，當時這里是藍旗滿人的經適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