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義會議的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五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

二、遵義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

18日,政治局在黎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

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

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三、遵義會議經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