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的北京周邊環繞著河北省的25個國家級貧困縣，235.9萬貧困人口和最后一批隱居深山的村民。“十二五”規劃打造的“首都經濟圈”，將致力于消除這道刺眼的貧富溝壑。

　　原始的貧困，距離首都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在北京東北方向的燕山余脈深處，62歲的趙漢文和58歲的老伴一道，靠著5畝地相依為命。老人多年備受多種疾病煎熬，動過多次手術，老伴也一直沒斷藥。當地很多村民認為他家應該至少獲得一個低保資格，不過迄今仍沒有。

　　這位河北承德市興隆縣蘑菇峪鄉孫杖子村的村民，和全村數百人一道，祖輩隱居深山，刀耕火種，飲水靠打井和蓄山水，成為首都附最后一批遠離現代文明的人。這里的山道彎曲難行，汽車走完50公里路程需要5個小時，與150公里外的長安街反差強烈。

　　趙漢文所在的興隆縣，縣城距北京市中心、工業城市唐山直線距離分別只有100公里左右，距河北省會石家莊有350多公里。向西接壤北京的谷區。

　　上世紀90年代，興隆曾是河北的小康縣，經濟實力與毗鄰的北京谷區不相上下。后來的十來年，谷區日益發達，而興隆則在今年年初首次被河北劃為省級貧困縣，與豐寧、圍場、赤城等北京周邊國家級貧困縣為伍。

　　這些隸屬河北省的貧困縣圍繞著富庶的國際大都市北京，形成了一個“環首都貧困帶”。河北省發改委與河北省扶貧辦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這一地帶仍分布有25個國家級和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貧困人口235.9萬人。

　　它們與北京市中心的直線距離大多在150公里以內。作為北京外圍的水源和生態保護屏障，它們的經濟發展受到制約。

　　由于多年來不被允許發展重化工業，不能種植耗水量大的水稻，不得放牧，這些環北京貧困縣仍在艱難地尋求新的發展路徑。如何填北京身側的這些刺眼的貧富溝壑，成為“十二五”規劃所提出的“首都經濟圈”面臨的一個首要課題。

　　診治“環首都貧困帶”

　　最后的山里人

　　趙漢文一家住在燕山山脈余脈的三道溝東大甸子。從興隆縣城到蘑菇峪鄉50公里的山路，汽車顛簸5個小時才到。

　　趙漢文從祖父一代都居住在這大山里。祖輩建在山上的住房抗戰年代被日軍燒毀。如今趙家住的房子，最新的一座已經住了20多年，是用泥土、紅磚和石頭等壘筑而成。過去房頂一直是茅草，直到年才改為紅瓦。

　　這些瓦塊連同少量的紅磚，都是靠騾子沿著崎嶇難行的小路運進山來。小路是趙漢文和弟弟趙漢全開辟的，每次下雨都會被沖壞，再次下山就得再修理。上月21日北京那場災難性的暴雨過后，現在這條路連騾馬也不能走了。

　　趙漢文全家靠著5畝地過活，年收入5000多元。堂屋中央地上有一大鍋，鍋邊的墻壁被熏得發黑。吃飯用的圓桌，紅漆已經快要掉光。老舊的電視機還是早年的厚重機型。屋里唯一的新家具，是今年由當地電力公司贈送的一臺豆漿機，

　　落后和貧窮使得村民紛紛遷離。姑娘們都出嫁到山下原地區的家庭。小伙子選擇倒插門走出大山。隨著老年一代陸續故去，山上的居民越來越少。趙家所屬的蘑菇峪鄉孫杖子村11組，多年前山上曾住有100多村民，如今還有14戶56人，但年有一半的人搬走，留在山上的只剩30人左右，當中包括11組組長王立國，現年48歲，未婚。

　　趙漢文的閨女也已經嫁到鄰山腳有居住地的村子，兒子倒插門到原地區居住的村。只剩下老兩口仍住在山中。趙漢全住在他旁，贍養著80多歲的老母親和岳母。

　　西凹梁山還有3戶人家，道溝梁山還有2戶，北溝梁山上還有3戶……這些最后的山里人也盼著下山。但村干部告訴他們，過去的下山搬遷指標主要給住在山上更偏僻地方的居民的，這些人全部搬走后，這幾年再沒有新的指標下達，因此難以解決剩下居民的下山問題。

　　趙漢全也認為，下山難度太大。“現在下山的，都是自己在山下買地蓋房，這個需要花20多萬，不是人人都有這個錢。而且山下現在也難找到閑置的宅基地了。”他說。

　　過去孫杖子村大山常年沒有電，2006年當地電力部門栽了13個電線桿，花了30萬元，為山里的村民們解決了供電。而當時這30萬元，在山下蓋房可以蓋多套，趙漢全曾提議能否干脆把拉電的錢用來蓋房和搬遷山民，電力部門答復：“修電線桿的錢必須專款專用。”

　　行政區劃下的命運分野

　　首都身旁的貧富溝壑是怎樣形成的？

　　興隆與北京谷區毗鄰，兩地都是山區，都是著名水果產區，1958年之前，兩地都隸屬河北。上世紀90年代初兩地經濟實力相當，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卻是貧富兩重天。

　　官方統計年鑒顯示，1994年時興隆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01元，而1995年北京包括谷在內的遠郊農民人均純收入也不過3208元。此后兩地差距迅速拉大，2002年時，兩地人均純收入相差3000元上下。而到了2010年，興隆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30元，與谷相差8247元。

　　興隆GDP與谷的差距也從2002年的23億元，擴大到2010年的74億元。人均GDP從2002年的5000元差距，擴大到2010年的13000元。

　　在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趙燕霞看來，差距的拉大和行政區劃帶來的資源分配不衡有關。谷被劃歸首都轄區，北京多年來加大對于谷的基礎投入，使得那里的農業和服務業快速發展。

　　“比如谷的大桃，雖然總產量不如興隆的板栗和山楂，但是有強大的北京市場支持。”趙燕霞解釋說，“作為北京郊區，谷發展休閑旅游和會議基地，水果不僅能在超市銷售，還可以通過休閑采摘和旅游，使得水果的附加值增加，這有利于農民增收。”

　　相比之下，興隆的山楂、板栗則很難轉化為農民的收入。

　　趙漢全家有5畝地，種了一些板栗、蘋果、蔬菜。但因山路難行，這些收成難以賣出去。據他估算，這5畝地實際年收入也就價值五六千元左右。“興隆的水果沒有形成全國性的交易市場，孫杖子村山里的板栗就算運出去，也很難賣掉。”王立國說。

　　進入新世紀(19.710,0.00,0.00%)，作為京津潮河和灤河水源地和生態屏障，興隆縣加入到京津風沙源治理、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等重點項目，關停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礦業企業。為保護北京水源地的草地植被，放牧被禁止。種植業也因旨在保護水土生態的退耕還林行動，發展空間進一步壓縮。

　　“孫杖子村全村耕地50多畝，人均山地耕地有1畝多，但政府按要求每戶要退耕還林地3畝，實際只有20多畝，”王立國介紹說，“山上還有些荒地，誰去種歸誰，但種的意義不大，反正不掙錢。”

　　“首都經濟圈”的公未來

　　截至2011年，北京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水，與周邊貧困地帶的反差越來越大。貧富溝壑的消除變得日益緊迫。

　　趙燕霞認為，解決問題的出路，在于“十二五”規劃提出的“首都經濟圈”藍圖，這一概念借鑒自發達國家。在東京、倫敦的周邊都崛起了繁榮的城市群，集聚了全國最大多數人口、最大附加值的產業，以及最大的經濟比重。

　　“過去多年來北京周邊的資源更多的是向北京集聚，今后北京要增大溢出效應，疏散一些功能到外圍，為周邊地區創造發展機會。”趙燕霞說，比如現在北京的文化和高科技等功能在向外疏散，在廊坊就集中起了很多高科技企業。

　　她認為。像興隆這樣的地方，作為北京周邊的生態涵養地區，以犧牲當地經濟利益為代價，為北京的環境保護作出了貢獻，北京市和國家層面都應該給予這些地方更大的支持和反哺。

　　這樣的思路與決策部門不謀而合。在北京市編制首都經濟圈規劃的同時，河北省也在編制規劃，把興隆等14個縣納入到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發展養老、健身、休閑度假、觀光旅游、有機蔬菜基地的一個“環首都綠色經濟圈”之中。

　　在工業的發展受到抑制的條件下，興隆的休閑旅游資源被寄予希望。興隆在清朝年間曾被劃為清東陵“后龍風水”禁地，封禁長達250多年，使得這里風景秀美，氣溫比京津地區低8℃至10℃左右，擁有霧靈山、六里坪、五指山等尚未開發的景區。

　　中國社科院旅游中心專家魏小安認為，和休閑旅游結合，興隆的水果種植業才能注入活力。“興隆不能叫‘林果立縣’，應該叫‘林果引縣’，引來游客，那里的柿子就可以從原來5塊錢一斤，賣到20塊錢一斤。”

　　當然，這一切首先取決于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能不能先把這路給修好呀？”趙漢全望著村外那片亂石灘發愁地說。那里經過7月21日那場暴雨后，已經辨認不出路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