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黨員學習中國共產黨員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日，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

　　專家指出，條例的印發施行，標志著黨的問責工作進一步規范和強化，再次釋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條例對誰來問責、對誰問責、什么情形要問責、如何問責等具體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讓問責工作“有章可循”。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細化具體化，問責的“利劍”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新華視點”記者梳理條例為你一一解讀。

　　覆蓋各級黨組織　瞄準“關鍵少數”

　　條例：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問責條例對問責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確界定，首先明確了問責工作的主體和對象，即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問責的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的原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壓實責任。”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表示，除了自上而下分級負責的原則，條例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對于“對誰問責”的問題，條例規定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6種問責情形　體現紀法分開

　　十八大以來，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據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共對4.5萬余名黨員干部作出了責任追究，起到了很強的震懾警示作用。

　　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根據條例原文，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

　　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

　　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7種問責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不同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

　　條例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7種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謝春濤分析指出，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也經常使用，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規定問責時限　實行“終身問責”

　　條例：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辛鳴認為，條例明確規定了問責決定作出后如何執行等細則，特別是要求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書面檢討的同時，還要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可以保證問責達到最終效果。

　　“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辛鳴說。

　　此外，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對此，謝春濤表示：“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才能不讓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相關專家最后指出，作為一部黨內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條例對問責情形、問責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原則的規定，目的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緊密聯系實際細化問責工作、制定實施辦法、抓好貫徹落實留下余地。

教師黨員學習中國共產黨員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在建黨95周年即將到來之際，中央再度釋放出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數百字的新聞稿中透露出不少重要信息。

　　《問責條例》的問責目的、對象及范圍是什么?

　　本次會議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針對問責對象，會議透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由此可以判定，其問責對象為各級黨組織及各級黨員領導干部。

　　對于開展問責的領域范圍，會議指出，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會議強調，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制定《問責條例》的背景是什么?為何要制定?

　　本次會議提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那么，其制定背景和制定原因是什么?

　　此前，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文批評一些地方和單位對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兩個責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文章指出，有的發現了問題，但在問責時卻吼吼嗓子、做做樣子;有的把自個兒當旁觀者，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義”;有的地方在問責上有“湊數”嫌疑，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也統計在內。

　　據報道，現行《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頒布于2009年6月30日。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今年6月7日，中央紀委網站發布消息，王岐山6月1日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并于6日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在座談會上，王岐山的講話釋放出重磅信號。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執行制度關鍵在人。”王岐山在講話中指出，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根本原因在于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發現問題就要對癥下藥、標本兼治，加強制度建設就是治本。”王岐山強調，制定問責條例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

　　制定黨內問責條例只是開始，問責條例能否起作用還的看執行。對此，王岐山強調，黨的領導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領”就是率先垂范、引領示范，“導”就是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問責條例能否起作用，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敢不敢較真、有沒有戰斗性。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