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嚴治黨的歷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時期我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尤其需要從嚴治黨。在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中不斷凸顯著從嚴治黨的必要性;從嚴治黨在新時期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科學治黨的前提;在新時期從嚴治黨的方法論中，制度建設顯得越來越重要。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都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正是依靠從嚴治黨，嚴明黨的紀律，我們黨才在革命和建設中取得輝煌成就。當今中國處于深化改革階段，正經歷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時期，面臨著“四大危險”“四大考驗”“利益固化藩籬”等“命運性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因此，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必須堅持從嚴治黨，只有從嚴治黨才能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穩固黨的執政根基，才能把黨的十八大提出的關于黨的建設的目標落到實處，才能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團結進步、國家長治久安。

　　新時期從嚴治黨的必要性

　　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不斷從嚴治黨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創建之時，一大就始終嚴明黨的紀律，大會決定“接受黨員要特別謹慎，嚴格審查”。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進行過多次整風運動，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嚴肅黨的紀律，整頓黨風、懲治腐敗、從嚴治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面對經濟建設中暴露的弊端，鄧小堅決地指出，“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從嚴治黨”在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并寫入黨章;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在黨建部分中反復重申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的十七大將從嚴治黨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根本原則，貫穿黨建始終。仔細分析黨的歷史上著重突出“從嚴治黨”的時間節點便能清晰地發現：在黨面對關乎黨的命運、國家生死存亡的時期，我們黨尤其強調從嚴治黨。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越是面對危險和難題之時，越是需要加緊對黨的治理、提高管黨治黨水之時。因此，對當今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正在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來說，從嚴治黨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有深刻的現實內涵。

　　之所以強調黨的十八大之后“新時期”語境之下從嚴治黨的必要性和極端重要性，原因主要有：一是從世情方面來看，隨著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世界中承擔著更多的大國責任，中國已經與世界各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構成“命運共同體”，如何使彰顯世界意義，如何使中國道路更加可持續，如何打消“中國威脅論”“黃禍論”等西方偏見，始終要依靠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因此，我們黨能否加強紀律、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面對復雜國際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關鍵。從嚴治黨的世界歷史意義在于，我們黨會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受住各種風險與困難，完成時代賦予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二是從國情方面來看，雖然我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方面均取得新進步，邁出了新步伐，但是需要看到的還有經濟發展不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增多等等。保持既有成就和解決新問題，同樣需要我們從嚴治黨。三是從黨情來看，我們黨執政已逾耳順之年，除了黨所處的社會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自身情況也發生很大變化。因此，“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這個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綜上所述，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和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黨必須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在新時期“蹄疾步穩”地進行全面深化改革。

　　新時期從嚴治黨的重要內涵

　　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在中國歷史上，因統治集團嚴重腐敗而導致政息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因為執政黨腐化墮落，導致脫離群眾進而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一個清正廉潔的執政黨,一定會對形成崇廉敬廉的社會風氣產生積極的引導作用;一個勇于對自身的不廉潔行為從嚴懲治的執政黨,也一定會對整個國家的廉政建設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黨風廉政建設是我們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黨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有權力異化、進而腐化變質的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反腐敗斗爭形勢復雜嚴峻，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巡視組發現的問題再次印證了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判斷。

　　因此，從嚴治黨的“嚴”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嚴”字看似抽象，但是提出的“三嚴三實”為從嚴治黨語境中的“嚴”下了精準的定義，即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嚴以修身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黨員干部真正做到嚴以修身，才能率先垂范，堅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以用權就是有權者嚴格、科學地使用公權力，堅持公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嚴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獨慎微、勤于自省，遵守黨紀國法，做到為政清廉”，同時也是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必要條件。由此看來，黨風廉政建設作為廣大干部群眾始終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從嚴治黨不僅僅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和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重要的是從嚴治黨內嵌著科學治黨、民主治黨的治黨機制，既是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國家戰略和頂層設計中的基礎環節，又是認真執行黨規黨法，并將其貫穿到改革和發展之中的行動力體現。

　　科學治黨的前提條件。從嚴治黨不僅僅是指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更是作為治黨中的科學理念和科學手段。科學治黨即黨在十七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的黨的制度科學化，即“推進黨的制度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以及“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必須全面推進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

　　從嚴治黨作為統領黨的建設的一項基本原則和基本思路，在黨進行各個方面的具體建設之時就表現為科學治黨。“從歷史上看，當科學治黨與從嚴治黨契合時，黨的建設就能沿著正確軌道前進、黨領導的事業就能順利發展;當二者背離時，黨的建設就會成效大減、黨的領導就會面臨挑戰，黨的事業就會遭遇曲折。”在新時期尤其需要強調科學治黨是因為在進入改革開放深水區之后，我們黨面對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多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如何在紛繁的社會思潮中堅持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更好解決民生問題、公公正問題等，都是需要我們在治黨中用科學理念著力解決的問題。科學治黨作為治理黨的一種機制，滲透著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的思維方式，這五種思維本質上是一種科學思維，在治理黨的過程中化作科學的執行力。

　　如前文所述，科學治黨的重要性在新時期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凸顯，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科學治黨始終是要在從嚴治黨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沒有從嚴治黨的“嚴”，科學治黨的“科學”維度便不能彰顯，抑或是科學的效能無法得到最大程度發揮。只有以“嚴”為前提，管黨治黨一刻不松懈，嚴明黨的紀律，才能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使黨法黨規有科學運行的前提條件。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從嚴治黨和科學治黨是內在統一的，在相當多的時候，在規定合理的條件下，嚴格執行某項規定本身就體現著對此規定的科學執行。所以說，新時期下科學治黨需要從嚴治黨作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