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洗禮，中國的民營企業蓬蓬勃勃地發展了起來，浙江省的民營企業更是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規模都走在了中國的前列。我是浙江民營企業群體的常客，他們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和客戶，聽過我講課的逾萬人。從我接觸的杭州、溫州、寧波、臺州、金華、義烏等地的民營企業家看，他們大多沒有上過多少年學，憑借著執著的精神、少有的膽識和對商業機會的經驗把握而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加快以及國內市場經濟環境的成熟，而且市場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這些企業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仍然沿襲以往的經驗應對今天復雜的形勢，勢必在今天的市場競爭以及未來的發展中處于被動甚至失利，因此，學習能力和新經營理念的把握成為企業家修煉的關鍵，甚至有人稱：“21世紀，企業競爭是學習能力的競爭”，也就是，在變化迅速的市場中，看誰的學習能力最強、看誰的學習速度最快。據說，張瑞敏就是一個整天背著大摞書出差的人。

　　面對如此局勢，不少企業家紛紛將到各大學充電作為一個培育自身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徑，幾年管理培訓業的火爆證明了這一點，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在這方面應該說不差與其他地方的企業家群體。但是培訓火熱的高潮中，我們也看到了不少讓人擔憂的跡象：浙江這樣一個民營企業非常集中的地方，不少企業主(暫不稱其為民營企業家)顯露小富即安的心態，每晚沉溺于歌廳酒吧洗腳城，讓他們參加各類培訓，只要說繳費，他們馬上掛下電話，說：“聽課，還收費!?”甚至有的企業在培訓現場更注重講究排場。應該說，我在浙江的溫州、臺州、慈溪等地都看到了這樣的現象。用方太總經理茅忠群的話說：“在慈溪這個地方，并不是所有的企業主都愿意把企業做得很大，也并沒有把做企業看成一項事業”。這樣的局面下去，這些民營企業不是淪為一個普通的商戶就是被更激烈的競爭淘汰。實際上，如此悲喜劇每天都已在不斷上演著。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家作為一個集群，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喪失了當年的創業熱情。大概，浙江省政府意識到了這一危險的征兆，痛下決心，做出“出資贊助民營企業家學習”的“壯舉”，希圖通過這一舉措，讓更多的民營企業認識到學習的至關重要性。我們可以稱之為政府為推進民營企業發展而進行的“換腦工程”或“清腦工程”。

　　至于浙江省的舉措是否值得提倡，我覺得還是留給各地的政府部門自己選擇。不過，這倒提出了一個話題：政府究竟在新環境下在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不管怎么說，政府贊助企業家學習不是一個普及性行為，也不可能惠及所有民營企業家，這只是一個標志性的動作，政府希望更多的民營企業關注學習、關注在應對未來競爭的核心能力究竟來自何處!因此，我把這一事件看成浙江省政府的一個引導性行為，同時我也希望更多的政府部門去引導民營企業家去學習!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政府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的主要舉措是為民營企業排憂解難，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今天，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僅解決了我國90%以上的就業，而且成為國家稅收的主力軍。盡管，民營企業的環境尚不盡人意，但是比以往則有了明顯的改善!在這樣的形勢下，政府在民營企業的發展中是否發揮更大的作用?有人主張，政府應該無為而治，讓民營企業在寬松的環境下自然成長;有人說，政府應該在政策上進一步傾斜向民營企業，至少應該可以享受外資企業、國有企業同樣的待遇。但是，浙江省的做法告訴人們，政府不僅僅在創造環境和運用政策方面大有可為，而且在主動推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方面同樣可以發揮任何組織和團體都無法比擬的作用!以往，許多人認為，民營企業的培訓學習是企業內部的事情，學習不學習是企業家個人的修為問題，今天，我們會說：既然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作為民營經濟帶頭者的民營企業家是否學習或者是否能夠有足夠強的學習能力則是關系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內在動力要素。因此，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大有可為!我們不是說，所有政府機構都應該“學習浙江好榜樣”，而是說，政府機構應該采取各種措施積極引導推進民營企業家的學習。在大力招商引資的同時，政府機構不妨將“引知”也作為一個重要的任務!

　　我想，全國都在建設“學習型組織”，有“學習型政府”、“學習型企業”、“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大學”，我在前兩天在山西聽到了一位和尚說，他們在搞“學習型寺廟”。這一切的“學習型”都有一個基礎，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就是企業家隊伍的成長，也就是民營企業家隊伍的快速成長，而這種成長的核動力就是學習!只有民營企業家們成為“學習型領導者”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成為“學習型社會”!而在這方面，浙江省走在了前面，各政府機構朋友們，您們如何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