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和權利救濟制度。傳統上，對于普遍性社會集體利益的行政法保護，主要形式是國家機關、公共機構和社會輿論的 法制監督。法律程序性的行政爭議解決機制，無論是行政訴訟還是行政復議，都沒有延及對普遍性社會集體利益爭議。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將起訴人資格嚴格限制 在自身利益的直接相關性上，因此，有關公益行政訴訟的呼吁不絕于耳，例如關于國有資產和環境保護的行政案件，卻沒有得到決策機關的回應。這就意味著行政機 關制定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和行政政策的行為，是可以脫離司法制約的行政機關專有權利。雖然根據立法法的規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制定程序的行政法規規 定引入聽證等公眾參與機制，但是公眾參與意見對行政決策并沒有法律性的約束效力，也沒有對參與權的司法保護機制。這種情形不能適應行政機關履行行政給付義 務的需求，它將使行政機關的社會給付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辦好事”、“做實事”的隨機性便宜措施上，而不是穩定持續的行政職能和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

　　所以，應當在繼續完善對行政活動法制監督制度的同時，擴展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制度宗旨。它們不但要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個體權利提供保護，而且還要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社會集體權益納入保護范圍。行政機關的不作為，應當成為社會行政法糾正行政違法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