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化再現的意義：《指尖上的傳承》顯化了中華文明深藏閨中、難得一見的手工藝，給每位觀眾一種“愛徒”般的觀感。

　　中國傳統手工藝的隱秘性來自于其獨特的傳承模式。早期，大部分手工藝是“父傳子”。有趣的是，雖然手工藝匠人的社會地位并不算高，但工藝的傳授模式與皇位傳位之“家天下”很類似。《泥人張》展示的張家泥塑，正是這種模式。后來，手工藝的傳承擴大為超越家庭的“師徒關系”。根據儒家正統，“師”具有很高的地位，作為民間家庭祭祀的對象，排在天、地、君、親之后，在中堂是有牌位的。師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教師，也包括傳授技藝的師傅。西方其實也有師徒制(Apprenticeship)，但中國的師徒制更具另兩個西方不曾有的突出特點。其一，中國的師徒關系更像父子關系，師傅既是徒弟的業務指導者，又是其人生導師，還是發工資的老板。民間所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最早由南宋蒙學讀物《太公家教》記錄，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社會基本的職業倫理。其二，中國師徒制一直是部分行業保留至今、仍然有效、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組織形式，比如武術、戲曲、曲藝等領域以及《指尖上的傳承》已經拍攝和計劃拍攝的諸多手工藝。

　　經過解放初期公有化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市場化兩次洗禮，中國手工藝的傳承模式有了變化，很多行業、手藝的師承關系出現了斷裂，有些變得模糊。年來，某些行業有意恢復了師徒制，一些美術院校大課教育培養出來的工藝大師，成名之后也紛紛回歸師徒制，開始“帶徒弟”。

　　師徒制一方面提供了中華文明中的手工藝薪火相傳的組織保障，另一方面，其封閉性也令外人難以得見精彩絕倫的手工藝真容。即使是入室弟子，也非人人都有緣分距離、長時間領略大師、工藝、器物這三者的互動。感謝《指尖上的傳承》，普通觀眾就像大師們最得寵的“愛徒”一樣，將匠心獨運的創意、精雕細刻的過程、巧奪天工的結果一覽無余，大呼過癮。

　　其次，文化認同的意義：全球化的今天，《指尖上的傳承》給世界華人增添了若干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認同依據。

　　香港著名作家李純恩評論：“細細觀賞，心馳神外，潛移默化，成一種精神，也是另類愛國教育。”澳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梁晚年呼吁：“這股文化的春風，通過互聯網分享過來，對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保護有很大的啟示”。臺灣主持人鄭沛芳在網絡分享的觀后感是：“用紀錄片的感染力來喚起人們對古老文化的那份尊重，那份驕傲，那份自信，感受到一個具有創造力的民族，召喚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的回歸。讓中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文化身份是一種集體想象和心理認同，也是一群人顯著區別于另一群人的一系列特征。隨著華人從中國及中國港澳臺地區、新加坡等主要聚居區赴更多的國家學習、工作、居住乃至移民，漢語文化圈正發生急速變化，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國文化影響范圍也在隨之快速更新。盡管《指尖上的傳承》所涉獵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僅是中國傳統手工藝一部分，而且這些手工藝可能并不占據中國文化的核心，有些手工藝的技藝本身(比如雕刻)也非中華民族所獨有，但是其作者、創作理念、作品文本、作品內涵等確屬中國獨有。

　　指尖上的傳承之玉雕

　　《玉雕》中大師對玉石原料因勢利導、順其自然的發揮，將每一處瑕疵都演繹成一種設計，讓每一塊玉料真正做到“瑕不掩瑜”，就是中國文化“天人合一”觀念所啟示的創意思路。玉雕中所謂“化腐朽為神奇”中的“化”，和太極拳中的“運化”、李冰父子修造都江堰的“順化”，源頭應該都在《易經》。

　　《泥人張》通篇只塑一個人——“武圣人”關公。關云長位列圣賢，老百姓為其興修關帝廟，若干行業奉其為祖師爺，概因其是中國民間“義”的化身。關羽形象與儒家價值觀的符號化對應，是漫長的儒家價值觀視覺化過程中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其作用尤其在舊時針對文盲傳播儒家價值時不可替代，至今仍影響深遠、意義獨到。

　　指尖上的傳承之泥人張

　　《指尖上的傳承》紀錄片中折射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都對建構世界華人文化身份具有直接的價值。

　　《指尖上的傳承》作為影視作品，用美輪美奐的影視語言賦予了拍攝對象額外的美學趣味，是一部好看、耐看的紀錄片。